[摘要]中外合作大学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和处理国际事务能力的国际化人才，日益成为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国家“双一流”建设的推进，学科建设是高校发展的核心任务和驱动力已成为共识，但在中外合作大学这一新型教育载体中，学科建设及学位点建设的政策和措施保障还有待研究与加强。在有效引进教育资源的同时，学科建设与学位点建设的协同发展，还需要迫切融入新建中外合作大学的事业发展规划。

        [关键词]中外合作大学；学科建设；学位点建设；协同发展

        学科建设与学位点建设
        是中外合作大学科学办学的核心工作

        中外合作办学是我国跨境教育的主要形式，是教育对外开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高等教育改革、高校国际化发展、拓宽人才培养途径、满足人民多样化优质教育需求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目前，经教育部审批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有2332个，其中本科以上1230个，含独立法人机构9个。本文所述中外合作大学就是指这9个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独立设置的一类中外合作办学（含内地与港澳台地区合作办学）。

        自2005年第一所中外合作大学正式设立以来，中外合作大学已走过16年发展历程。中外合作大学立足中国国情，融合中外教育优势，形成了个性鲜明的办学特色。多元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为中外合作大学在人才培养、教育教学、师资建设、管理机制、学科建设等方面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多元视角，孕育并形成了许多新理念和新方法。同时，中外合作大学交汇着中西方不同历史文化、政治制度、意识形态，融合着中西方不同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多元思想文化在此交锋碰撞，国家主权、法律法规、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办学方向等诸多原则性问题不断凸显，考验着中国教育顶层设计者和管理者的智慧与韬略。

        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阐述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时提出，要扩大教育开放，同世界一流资源开展高水平合作办学。202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强调，“十四五”时期，我国教育改革发展面临着新形势、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新目标、新要求，教育系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这是对新时代中外合作大学的新定位和新要求，意味着中外合作大学在推动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方面也将承担更为重要和艰巨的历史任务。

        学科建设与学位点建设协同发展是新建中外合作大学科学办学的核心工作。作为成建制、整体性引进境外优质教育资源的中外合作办学形式，中外合作大学引进、吸收、融合着世界先进大学治理理念和治理经验，对于推进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逐步发挥出示范、引领和辐射作用，成为推动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试验田”和“新引擎”，最终实现“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的目标。高等院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最主要的依托就是学科，学科建设是高校建设的核心，在学校发展和规划中占有重要地位。学位点是现代大学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重要载体，是人才培养的基础，是高等教育管理的重点工作。因此学科与学位点建设必然是新建中外合作大学规模化办学与内涵建设的重中之重。那么中外合作大学如何更好地结合不同国家的学科与学位点管理模式的优势，实现自身学科建设与学位点建设的协同发展，更好地承担起培养国际化人才、推动教育现代化、支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等使命，是新时代赋予中外合作办学的重要课题。

        中外合作大学
         学科建设与学位点建设相关研究分析

        目前国内对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中外合作大学的研究与思考还不多，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运行机制与人才培养模式的思考，以及对中外合作大学现代大学制度构建的探索。如丛喜权等在研究中俄合作办学项目时提出，需要扩大优势专业合作领域，加强合作项目的学科建设规划。孙珂从中外双方的合作原则角度出发，建议合作须遵循追求共同理想、实现性格互补、保持独立人格、丰富共同活动、发挥社会功能等五个原则。刘经南等提出了“高起点、小步履、分阶段”的中外合作学科与学术发展的战略路径。华长慧等认为，在整体引进外国优质教育资源的同时，应注意吸收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坚持中国当代高等教育改革特色。金忠明等研究了中外合作办学的运行机制，发现教育主权的被动和开放的不足、质量评估体系欠缺、国际化师资的高流动性与师资队伍建设稳定性之间的矛盾等内部问题，以及法律政策仍不完善、社会参与度低等外部问题。在有限的对中外合作大学治理体系研究中，王嘉慧提出治理的核心是自治，合理利用政府与高校的关系，加入第三方治理体系，无论是董事会还是党委进行领导，都需要兼顾和平衡其他因素的作用。张晓军的研究成果指出，建立中外合作大学利益相关各方共生共荣的治理平台，除了政府、董事会、教师，还有家长、社会精英、工业界参与的有效互动机制，搭建起鼓励利益相关各方广泛参与的治理框架。以上研究成果反映出，国内学者对中外合作大学这一特定对象的科学管理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鲜有从学科建设与学位点建设科学管理的角度进行深入探讨。作为对特定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合作办学形式，在中外合作大学其特殊属性下的学科与学位点协同发展建设研究尚属空白，如何结合中外不同的学科管理模式优势，如何选取、引进和建设国外优质学科，如何将中外合作高校间的优势学科互补和融合，如何在新建中外合作大学学科与学位点建设同步高效开展，已有的成熟理论与实践尚未有机融合，需要研究更为行之有效的实施模式，并力求在更多样本调研的基础上获得有效例证。

        有关学科建设与学位点建设研究方面，我国学者有深入和长期的研究。但由于对国外学科管理普遍缺乏深入了解，研究仍有更深的层次可探讨。何培提出高校进行学位点布局不能盲目简单追求学位授权点数量的增加，而要充分考虑国家地区的总体发展规划、市场需求和本单位学科发展需要等。毛欣等认为，学科建设的结果是学位点获批和人才培养，二者相互促进，相互发展。房正宏等指出，学科决定学位点的基本形式，只有先有特定的学科，才会有相应的学位点，而不存在没有学科的学位点，学科发展达到相应水平才可增设学位点。安学斌等指出，学科建设是大学发展建设中的重大战略问题，学位点是学科的本质要求与重要载体，是现代大学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重要基石，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作用、共生共荣。赵世奎认为，我们要跳出学科“窠臼”，打破“学科培育-学位点设置-人才培养”的传统流程，以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重大紧迫需求、主攻方向为导向，由培养单位按照自身特色优势、资源条件以及对需求的现实理解和趋势研判，超越单一学科甚至既定交叉学科的知识体系，以个性化项目的形式整合多学科资源开展研究生教育。王红梅在研究了主要发达国家学科发展动态和机制保障后总结出，各国学科动态发展的体制机制分为高校主导型（如英国、美国）、政府主导型（如俄罗斯）和多主体推动型（如法国、日本）三类，发达国家学科专业设置更加精细，新的学科与学科群不断涌现，鼓励发展新兴交叉学科，重视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的融合发展。

        学科建设与学位点建设的协同发展
        是高质量建设的有效路径

        学科建设与学位点建设密切相关但又有所区别。若不能正确处理学科建设与学位点建设的关系，会产生片面追求学位点数量和规模，“重申报、轻建设”，导致学位点发展与学科发展目标相脱节，制约学科水平与人才培养的协调发展，从而影响人才培养质量保障制度的自觉建立以及新建中外合作大学快车道上的内涵建设与发展。因此，研究学科建设与学位点建设的概念内涵，厘清相互关系，结合不同国家学科和学位点的有益管理与建设模式，并在提升中外合作办学水平的共同目标前提下提出两者协同发展策略是很有必要的。

        此外，中外合作大学是跨境教育在我国的主要实现形式，除具有大学组织的属性外，还具有在华跨境教育机构的属性。这一特殊属性要求中外合作大学的学科与学位点科学管理不能简单等同于单一大学组织属性的国内普通高校的学科与学位点建设。中外合作大学必须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始终保障我国教育主权，必须妥善处理合作各方的利益需求，必须保障外方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可按照绝对优质、相对优质、新兴和急需领域三个方面来界定，加快引进和建设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所急需的学科门类。

        深圳市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教育集群化发展的重要一极，近几年中外合作办学事业异军突起，先后建立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和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两所中外合作大学，一批中外合作项目也取得瞩目的成绩，成为我国中外合作办学版图的重要发展和研究区域。以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为例，需要结合粤港澳大湾区和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教育发展规划，结合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文交流机制的特殊性，探讨促进新时代中外合作大学学科管理与建设的方式方法，必将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
        学科建设与学位点建设实践与规划

        俄罗斯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开展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第四大外方对象国，仅位居美、英、澳之后。从1994年第一个中俄合作办学项目开始，经过26年的发展历程，目前我国共有44所高校开办对俄合作本科项目，其中仅有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是由中方“双一流”A类院校与俄方顶尖的综合性大学合作举办，开展本硕博全层次培养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

        学校从诞生伊始，就获得了中俄两国元首的高度关注和亲自推动，承担着为“一带一路”建设、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人才的重任。在当前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和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双区发展机遇下，学校植根深圳沃土，全面引进莫斯科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的办学标准、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在合作三方相互学习、协作、融合的基础上，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进行创新，开启了中俄人文交流合作新篇章，短短4年已发展成为中俄合作办学领域的领头军。

        学校依托莫斯科大学特色传统专业和北京理工大学的工科优势，结合国家科技发展战略需求和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市科技产业集群特点，突出高起点、国际化和综合性的办学特色，推动学科交叉融合与合理布局。学校目前在6个系7个本科专业、3个合作培养硕士学科、2个合作培养博士学科开展教育教学，涉及理、工、经、文四个学科门类。俄语专业已批复为广东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数学专业建立了中俄计算数学与控制联合研究中心，并在努力打造国家级一流学科专业。学校计划于2021年增设经济学、数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等3个合作培养硕士研究生专业。最终实现所有专业本硕博全层次培养。

        作为新建学校，计划加强学科建设的顶层设计，科学决策，合理布局，重点引进和建设莫斯科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的优势学科，通过“两点突破，交叉融合，带动全局”的策略，提升学科的学术生产能力与产出效率，彰显学校的办学特色。加快推进专业规划与建设，规划增加数学与力学、物理以及工程类专业，推进建立本、硕、博相衔接的学科专业体系。学科建设突出重点，强力建设基础学科和前沿交叉学科专业，建设重点学科、特色学科、培育学科，打造一流学科专业。最终实现学校办学学科建设与学位点建设同步双赢的目标。

        作为新建中外合作大学在进行学位点布局时要充分考虑市场需求和中外合作两所母体大学的学科优势。学位点建设首先应考虑学科的基础和实力，对于外方优势明显的学科，如何引进，如何与中方院校相关学科有机融合，形成合建学科，并将该学科学位点建设作为一个长效过程，各个环节应循序渐进，做到基础扎实、发展健康。因此，未来实践仍需从顶层规划出发，以研究中外合作大学学科发展规划为出发点，结合学校中长期发展需求，为年轻的中外合作大学合理的学位点布局提供有效的政策与措施保障。（作者系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学校办公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工学博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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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郭强, 赵风波. “一带一路”战略下的中俄跨境高等教育[J]．中国高教研究, 201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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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王喜娟. 新加坡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政策探析[J]. 高教发展与评估, 2013, (7):62-69．

        [6]孙珂. 后发展理论视角下的高水平中外合作大学建设：特征、条件与路径[J]. 黄河科技大学学报, 2014, (9):55-59．

        [7]刘经南, 李慧. 打造高水平国际化的人才培养新平台[J]．前沿观察, 2015, (1):35-37．

        [8]金忠明. 关于中外合作办学运行机制的思考[J]. 教育发展研究, 2012, (7):1-6．

        [9]张瑞瑞，袁征. 中外合作大学是不是第三种高校类型？[J]．现代大学教育, 2016, (4)．

        文|王曼丽

        来源：神州学人（2021年第4期）